其实充分休息、多饮水是流感最重要的治疗环节。
治疗性抗体发展历程和事件1975年，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宣告诞生。中国行业研究网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单克隆抗体行业投资分析及深度研究咨询报告》[1] 显示：未来，全球单克隆抗体药依旧会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1998年，单克隆抗体进入大量审批上市阶段。（三）抗体药物质量分析，质量设计这一理念重要性凸显。百泰生物引进古巴先进技术，打造了我国首个人源化单抗泰欣生。我国抗体药物产业化的主要限制因素有三个方面：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抗体大规模纯化以及药物质量分析和质量保证。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想进入这个领域，甚至连做半导体的韩国三星集团也已经开始做抗体药物。
紧随其后的是强生、安进公司和葛兰素史克，它们依托强大的生物技术平台，在近几年推出了新产品，并且在研产品储备丰富，未来有望持续的推出新的单抗类产品。目前国际上已经应用于预防器官。其次，SARS病毒到底来自何处，不得不说至今仍是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有两位医务人员在岗位上牺牲，他们是丁秀兰、王晶同志，曾被送往北京地坛医院治疗、抢救，笔者也曾多次参加过会诊，在当时条件下人们尽了最大努力，遗憾最终仍未能挽回生命。成功与教训一、SARS与非典之争广东SARS流行之初，多数人并没有预见到后来会发展成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可能是为了不影响北京两会的召开和安定人心，处于政治挂帅的考量，决策者们当初宁愿对其轻描淡写。只要中央作出了及时、正确的决策，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完成的。白衣战士们虽也无法知道上去的人会不会再倒下，进到隔离区的人会不会再出来，但却没有一个人拒绝、更没有一个人逃脱。
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批染病的多数是医务人员，其中以与病人密切、频繁接触的护士为多，而我国护士皆为女性，绝少有吸烟者……03年的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就迅速成立了由临床与流行病专家组成的最初的专家组，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萧正伦任组长，临床专家还有黄文杰与邓子德，据我所知后二位专家后来在工作中都不幸染病。命运既然安排我们从事了这一救死扶伤的行业，我们就不能胆怯，勇于承担责任、尽义务，既使献出生命也决不反悔。
在北京最早接收SARS病人的解放军总医院内部，同样也是人心慌慌，为了安定人心在我的建议下，院领导安排由我在全院大会作了一个关于预防春季传染病的报告，将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后，人们反到安心了。记得2003年秋，我们在天津市召开呼吸学术会议时，时任市长戴相龙同志，竟破天荒地带领全体市委常委参加我们的开幕式，并向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团队汇报天津的抗击非典工作，由此可见抗击非典在当时已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据笔者了解，当时我国学者几乎与国外同时，甚至更早一点儿分离到了SARS病毒，但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以公布，这不仅仅是埋没了科研人员的功劳，也使我们在全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谢婉文大夫被人亲切地称为香港的女儿。
因为典型的非典大环内酯、喹诺酮等抗感染药是很有效的，而对SARS却完全无效。如前所述，广东专家组对这种未知疾病的最初定义是不明原因的肺炎，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准确的。虽然当时媒体是忌讳讨论这一问题的，也有个别同行认为我是小题大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预警是完全必要的，只可惜没能由相关部门出面正式地、大张旗鼓地作出。二、悲剧在北京重演3月1日凌晨，在山西省人民医院魏东光大夫陪同下，120救护车从太原载来一位于姓27岁女性患者，该患者因去广东经商而染上肺炎，经过一周以上的常规治疗没有任何好转，因家属要求转到最好的医院，才来到解放军总医院。
谜一般的SARS在国内外广大医务人员共同不懈努力之下，应当说我们对SARS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当李晓红的丈夫走上主席台发言时，在场者，包括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汉子在内，无不泪流满面、一片抽泣。
回忆当时，曾有许多著名专家斩钉截铁般地预言，SARS将象流感那样经常伴随着我们恐怕也有幸言空。读者们一定还记得当时曾有一位与蒋介石先生同姓的某医院退休大夫，是他第一个在互联网上披露了SARS流行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
他们既使被要求要作出一些有时是过分的、徒劳的牺牲也能顾全大局，心甘情愿地服从政府指挥，直至取得最终胜利。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关系到人民的生命、社会的安定，甚至于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他们中许多人虽身经百战而无恙或留下残疾，也有为数不少的英雄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永远离开了我们。当读者了解到这些英雄们的大爱之心时，一切善良的人们，难道你不为这些白衣战士而感动、而佩服、而骄傲吗。在进入病房前，护士长匆忙递给我一个薄薄的纸制口罩，经过仔细问病史、查体及复习相关资料后很快就确定了诊断【2】，并立即直接向院领导作了报告。写到这里，我不由地又突然想起当初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吸烟不得非典的流传。
同样的病例也可能就存于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我们没能发现而已。最初中山二院隔离区只占一层楼，最后竟住满了所有5层楼，最早收治SARS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务会上这位五尺汉子竟无法控制住自己，索性为病倒了的战友嚎啕大哭起来，没想到最终他自己也未能幸免而病倒……本节以上内容笔者绝大部分摘自当年的深圳特区报【1】，在此我特别向作者杨黎光郑重致谢，是你冒着生命危险走访多家医院，才留下了这些生动、珍贵、完整的记录，我想所有医务人员也都会感谢你的。
以上种种疑问仍留待我们进一步探讨，但因SARS可能不再发生我们也将永远失去弄个水落石出的机会，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并不希望这一机会再来，而是庆幸我们可能会永远不与SARS再次相逢。十年后仍深深在我脑海里留下烙印的是：当时有一位中年男性患者，已发生ARDS，呼吸急促，神志恍惚，因暂时还没能得到机械通气治疗而生命垂危，当我走到他身旁时本已绝望的他，突然睁大双眼直向我望来，充满光芒与生存的渴望，遗憾的是我当时所能做的却只是对他进行语言的安慰。
首先，SARS突然发生，突然离去，在03年那次大流行之后，除偶然发生了二次与实验室有关的个别极小范围流行外，就没有再发生过。几位本院重症患者所有相关治疗措施，直至每一张处方都由我亲自决定。
4月5日张健鹏主任，作为来自上级医院——武警总医院的大夫，临危受命进入封闭状态的总队医院指导抢救工作，直到4月24日。再有，为什么有的病人能成为毒王其身上携带的毒株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可殃及数十人甚至更多，而有的确诊为SARS的病人却几乎没有什么传染性？……当笔者即将完稿时，又从报纸上读到WHO公布了二例感染类似SARS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一例沙特男子病故，一名卡塔尔男子尚在抢救中【5】。我并不认为SARS这一称呼是对这种疾病的最恰当描述，但却也反映了该病发病急、病情严重的特点。因此甚至也有人怀疑到SARS病毒是否是人工制造出的用来特异性攻击中国人或亚洲人？这种说法虽然十分荒唐，但也找不到否定的根据。
笔者先在有话语权的本刊开个头，希望首先能得到广大医务人员的响应。当日下午5时许，邓练贤教授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停止了跳动……到了03年的大年初五，邓练贤所在的中山三院已病倒了二十余位医护人员，其中5人是科主任，3人是正、副党支部书记、8人是共产党员，当这些人互相搀扶着或在同事帮助下步入医院设置的隔离区时，其悲壮场面比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想起十年前，当萧正伦教授郑重地对我说：最近广东地区发现了数例无论如何也治不好的肺炎，我竟回答到你找我去就能治好。每想到此，我总以为能在有生之年，在国家危难之时，亲自并带领众多学生们做出过贡献而无限欣慰。
但在下一节我还要提到的是，笔者认为，对在抗击SARS中我国医务人员整体默默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特别是那些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们，他们所得到的肯定与褒奖还远远不够。北京共有9名医务人员为抗击SARS奉献了生命，北京政府于2006年6月24日在世界闻名的小汤山落成了救死扶伤纪念坛，青铜雕塑上刻有九位英雄的形象，永远铭刻下那个令人不能忘怀的历史时刻，也表达了人民对英雄们的感恩与褒奖。
二位值得尊敬的小人物在媒体上是无法找到她们名字的，但她们都很年轻，却对自己的经历无怨无悔，康复后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能救助更多的病人，让我们永远牢记她们的名字---肖冬梅、黄晓琴。经过九死一生的磨练后，这位可爱的医生对领导们提出的唯一要求竟是：能到收容他住院的大医院进修，再多学一些对抢救SARS有用的本领……此后很快与上述二名患者有过接触的八名医务人员患上同样的病，其中有两名护士是在怀孕期间，一位不幸流产，一位为保住孩子尽量不用药，冒尽了生命危险。至于非典亦就是非典型肺炎这一命名，无论如何挖空心思地去强调都是很不靠谱的。参考文献【1】杨黎光 守护生命——记广东抗击非典历程【2】佘丹阳 刘又宁 陈良安 北京地区首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诊断。
4月24日张健鹏大夫作为非典首席专家，又受命从北京武警总队医院直接转战到该医院主持医疗工作，在封闭的医院内一直工作到6月27日最后一名患者出院。笔者曾口头向北京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直至卫生部个别领导建议，针对SARS十周年开展些纪念活动，但至今并无任何有关迹象。
我曾参加过由王兆国同志主持的、中国科协举办的李晓红烈士的追悼表彰大会，至今仍无法忘怀。由于无从得到真实的信息，各种谣言大肆流行，事后我就曾听过一位外地同事亲口对我讲：听说当时由南京某专家带领的一支医疗队，曾专程去北京抢救你。
张天托、邓子德大难不死，先后康复出院，而邓练贤最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在应对SARS之初我们有了一些教训甚至是失败，才促进了今天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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